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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 评论 | 刘荻特约评论 “技术思维”与激励机制——再次吐槽《三体》(刘荻) 2015-08-28 Tweet 打印 分享 评论 电邮 中国当代科幻作家刘慈欣

(网络视频截图) “技术思维”与激励机制——再次吐槽《三体》 刘慈欣的《三体》得了雨果奖,国内科幻界自是一片欢腾,有人把此事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提并论

自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和吹捧,诠释和过度诠释

例如,有评论把刘慈欣的作品总结为科学思维与技术思维之间的冲突(刘夙:《刘慈欣的硬科幻,硬在哪里

》),作者认为,科学思维与技术思维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因此同等对待第一类错误(即虚报)和第二类错误(即漏报);而技术追求绝对安全,可以容忍大量虚报而绝不放过一个漏报

这一观点让我觉得问题很大

就拿我写这篇文章时使用的电脑(毫无疑问属于技术产品)来说,性能稳定安全当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要让我在绝对安全但是我买不起的电脑和安全性差些但是我能买得起的电脑之间选择,我肯定选择后者

我愿意为安全支付的成本是有限的

我也不会为了不放过一个漏报而无限地容忍虚报

在我看来,杀毒软件虚报威胁和漏报威胁同样讨厌

当然,如果买的是汽车,对安全的要求肯定要比电脑高,如果是飞机,安全要求还会更高,但是没有人会拿飞机的安全标准来要求电脑

(有一个笑话,说生产电脑的老板和生产小汽车的老板吹牛,说你们的小汽车要像我们的电脑降价那么快,现在一辆小汽车大概只要六美元就能买到了

生产小汽车的老板说,要是我们的小汽车也像你们的电脑那么爱出故障,你敢坐吗

)这当然是因为,电脑出故障可能损失点文件,也可能损失点钱,但是汽车或者飞机出故障,损失的可能是人命

如果小汽车或者飞机像电脑一样爱出故障,可能就没有人敢坐了;但是如果要求电脑都像小汽车或者飞机一样安全,其成本可能就会高得让普通人都买不起了(当然,某些特殊部门使用的电脑对安全的要求会比普通的个人电脑更高)

总之,技术产品在安全和经济、虚报和漏报之间做出怎样的权衡,应该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

不考虑经济因素和消费者的需求而盲目追求安全和没有漏报,恐怕并不是合格的技术思维

写到这里有人提醒我说,刘夙的《刘慈欣的硬科幻,硬在哪里

》一文中所说的“技术思维”其实指的是“国防思维”

国防思维和普通人决策时的思维有什么区别呢

其中一个区别是,国防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

公共选择与个人选择的区别在于,在个人选择中,我做出决策,我就能从决策中获益,同时我也要为决策承担成本和风险;然而在公共选择中,做出决策的人、从决策中获益的人和为决策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人往往不是同一个人

《刘慈欣的硬科幻,硬在哪里

》一文中说道:“再如当前的主流科学界认为基因修饰食品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因为从19世纪以来建立的消化生理学定律已经充分表明,只要一种蛋白质的组分没有特异之处,又没有即时的毒性和过敏性,而且可以被消化,那么这种蛋白质在消化系统中就一定会被分解为氨基酸和小分子肽,从而丧失其原先的特异性

但是,在国防界看来,不管基因修饰作物有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性是多么小,一旦真实存在,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把基因修饰作物作为主粮的情况下),因此在目前坚决不能允许主粮转基因化,有的人甚至反对一切基因修饰食品上市

”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国防界”,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之类的机构在批准一种药物上市时往往也是偏于保守,他们害怕自己批准的药物出现问题导致的死亡,但是不害怕由于自己拒绝批准某种药物致使病人吃不上救命的药物而造成的死亡,原因很简单:食品药品管理局要为前一种死亡承担责任,但是不必为后一种死亡承担责任

上文中提到的转基因食品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在民主国家里,如果有一个机构来决定是否批准转基因食品上市,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一定会想:批准转基因食品上市可能能够带来很多好处,可是这些好处都不会落到我个人手里,但是万一出了问题,我个人肯定要为此承担责任,因此从个人利益出发,我最好是对此采取保守谨慎的态度

那么,公共选择是否一定比个人选择保守、谨慎、注重安全呢

也不一定,这要取决于决策者个人所面临的激励机制

前面两个例子都是在有着良好的问责机制的民主国家中发生的事,如果是在另一些国家中,事情可能就有所不同了

在某些国家里,上马一个项目能够给决策者个人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如果项目出了问题,决策者很少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这些国家往往会上马很多危险性很高或者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因为利益是少数人获得,而污染和风险则由所有人来承担

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刘慈欣的硬科幻,硬在哪里

》一文中提到的《三体》中的面壁计划——一小撮人不必对任何人负责,消耗大量物资来执行种种反人类的计划——也是这方面的例子

总之,所谓的“技术思维”、“国防思维”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完全可以从激励机制的角度加以解释——其实如果不从这一角度来解释,我们就无法理解刘夙的文章中提到的“技术思维”有时拒绝很小的风险,有时又愿意冒巨大的风险这一自相矛盾之处

这也说明,“工业党”让技术独立于人文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评论 (0) 添加评论 打印 分享 电邮